河间：400年古碑上的村名，看看有你的家乡吗？

2016年11月，河间市束城镇发现一通明代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年）年间重修束州观音寺石碑。石碑出土于束城镇中心街道原老粮站院内古观音寺遗址，材质青石，碑身高2.65米，宽96厘米，厚29.5厘米，碑额缺失，底座三年后挖出。楷书碑文虽仅有五十字，却记载了时任河间知县令佟卜年巡视束城时，见佛像倾颓、寺庙荒废，于是率先捐资、重修古寺的故事。围绕着这通重见天日的古碑，还有很多不容忘记的历史故事。

束城镇历史悠久，春秋时为齐国名相鲍叔牙封地，称为束州，后为束城县治所在地，北宋年间曾短暂撤县为镇，十多年后又恢复为县，至金代正隆年间(1156—1160年)又撤为镇，从此并入河间县管辖至今。
因其曾为县治的重要地位，同时地处交通要冲，明清时期一直是个繁华昌盛的商旅市镇。束城曾有民谣称“沧州的武术，束州的香火”、“南庙到北庙，九缸十八窖”，形容的就是束城寺庙香火之盛。这其中提到的“北庙”，就是位于束城镇老南北大街北头丁字街西面的观音寺，因大殿内供奉观音菩萨，当地人又称之为“奶奶庙”。
据《河间县志》载，佟卜年为辽东进士，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元年任河间知县。出土的明代万历庚申古碑碑阴中，还记载了各村捐资人姓名，其中涉及的村名变迁颇有意味。如碑文中记载了“刘彪”村，乾隆《河间县志》也记载为“刘彪”，现为留标村，属米各庄镇；碑文中有“辛庄”，当时的辛庄捐助者全部姓高，至今则有“高辛庄”村。
下图，挖出的石碑底座。

碑文中有“南照”村，至乾隆《河间县志》时则有东北召村、西北召村、前南召村、后南召村，至今仅有南召、东北召、西北召三个村。束城文史爱好者王耀杰先生回忆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时，束城镇一带曾流传一个村名歇后语“树尖上挂镜子——南召（南照），从中可知村名传承。
碑文中有“苟村”，至乾隆《河间县志》中已变为“九村”，分为张九村、后九村、刘家九村等，现为张九村、范九村、刘九村、杜九村、崔九村等，直到现在,当地村民仍习惯对几个“九村”称为“苟村”，可知村名虽有变化，但一个古老的习惯性村名，却可以口口相传数百年而不衰。从一个“苟村”衍生出以姓氏加前缀的更多“九村”，也反映出清代乾隆年间以来人口扩张带来的村庄增多。
据《束州志》等资料记载，观音寺的最早兴建，应在明代永乐（1403-1424）之前，永乐年间因“燕王扫北”而毁于战火。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，太平天国北伐军林凤祥、李开芳部进攻天津失利，退守至束城镇，与清军数万人在束城及周边村庄激战一个多月败退，很多古迹古建从此繁华尽毁，观音寺在此之列。
自明清至民国，观音寺曾重修六次，第一次重修在明弘治十一年（1498年），最后一次重修在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。据河间市文史学者常良山先生在《胜境寻踪》一书中考证，1932年观音寺重修工程浩大，曾延请保定画师邢春田带领队伍到此彩绘，当代著名画家、束城镇人张锡武先生的父亲张玉梅也参与彩绘。目前，尚存明弘治、万历及民国年间重修观音寺的三通石碑，由束城镇政府收集保存。
兴盛时期的观音寺，大殿内有十八罗汉像，墙上满是壁画，都是封神演义中的众神故事。巍峨的正殿两侧是东西配殿，钟鼓楼上晨钟暮鼓，为小镇居民提醒时辰，恢宏庄严的寺院吸引了周边各村善男信女参拜，为方圆五十里内之寺庙胜景。
据传在民国初期，束城镇大留更村有兄弟三人，在镇里靠打短工为生，竟在一次暴雨之后，在水沟边捡到十七尊罗汉像，罗汉像高约三寸，姿态各异、栩栩如生，历经多年却完好无损。三人晓得这是珍贵之物，却又不知行情，仅以三块银元的价值，卖给了镇里的民团队长张某，张某马上以900块银元高价转手，从此不知去向。
现在的束城南街，有一座兴建于百年之前的过街影壁仍屹立不倒，相传与民国年间重修的观音寺大致同时。

当时，这里是一条南来北往的商业街，影壁旁有座过街阁，雕梁画栋、飞檐斗拱，可说无比壮观！如今，曾经香客无数的观音寺已不见踪影，唯独留下几块古碑见证着昔日的繁华。正道是：“长街尽头短巷幽，观音寺外酒旗楼；两千年事随风去，古镇繁华尚淹留！”本文原标题《束城观音寺古迹寻踪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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